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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孕育了快文化

发布时间:2021-01-21 16:12:12 阅读: 来源:高头车厂家

是什么孕育了“快文化”

“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发于群体共鸣,成于价值导向。“快文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种风靡社会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多种因素的凝结、多重力量的聚合。  “穷怕了”的求变心态促使“快”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陷于集体贫困,尤其是“三年饥荒”,成为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阴霾。今天,祖祖辈辈的贫困链已经打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吃不饱的现象基本杜绝。但“饿怕了”、“穷怕了”的心理障碍却挥之不去,“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加上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穷人总担心哪一天温饱又会成为问题,而富人则担心哪一天自己挣得的财富会一下子付诸东流,于是,当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推开阻碍发展的“水泥板块”时,“终于逮住机会”的人们,就拼命抢时间、争速度。曾几何时,“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响遍神州。人们争分夺秒,唯恐错过机会,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快了还想更快,有了还想更有,有些人已经是千万、亿万富翁,但还是心里没底,为挣到更多的财富,拖着病体,还要追星逐月、大干快上。亚健康遍及社会,过劳死屡见不鲜。在2010年9月14日的《洛杉矶时报》上,曾有人以《中国,因害怕贫穷而奔跑》为题描述中国的发展轨迹,一针见血,值得深思。  国际比较差距牵引“快”  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大家坐井观天,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自我感觉良好,当时一个普遍的心态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有那么多人不如我们,自己当然很幸福。国门一打开,顿时傻了眼,当大多数中国人想求一辆自行车都不得的时候,美国几乎家家院子里都停着两辆汽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外国的天空比中国的蓝,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老百姓急了,政府也坐不住了,赶紧追赶,参照坐标即为发达国家,开口闭口必谈国际接轨,只要发达国家有的,我们也要有。这种追赶,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更多的是涂上了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自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使“快”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差距过大,别人还在继续赶路,短时间接上轨绝非易事,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力量去追赶。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经典的爱斯基摩结构,这种“快”就类似于爱斯基摩结构中拉雪橇的“力狗”,拼命追赶,越跑越快,越追不上,越要加速。中国人在这种张力的牵引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和世界吉尼斯记录。近十年,中国GDP差不多是刘翔跨栏的速度,接连超过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不少人还在扳着手指,坐二望一,估摸着几年之内就可以全球夺冠。离目标更近,这种赶超的动力更足,奔跑的速度更快。  现代科技传导“快”  欲望、技术和智慧构成了现代哲学最基本的话语体系。技术是实现欲望的工具,现代科技则是“快”的翅膀。美国一位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写了一本书《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他认为,在源代码、搜索技术等十大现代科技的传导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越来越快。眼下,科技使这个庞大的地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居于地球两端、砥足而立的人们,相距几万里,但通过网络可以像与隔壁邻居一样聊天、对话、拉家常。1519年麦哲伦横渡大西洋用了整整70天的时间,而现在只需七个小时就差不多可以跑上一个来回;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一秒钟便传遍世界。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8.16千万亿次浮点计算,一切“快”在现代高科技面前皆有可能。2010年,中国列车时速达到了486.1公里。科技的传导,使天涯成为咫尺,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了距离,大家同呼吸、共依存,互相看着、比着,谁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谁就可能被这个时代淘汰。于是,你追我赶,唯恐落后。科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本身是没有思想、没有识别判断功能的,一方面科技可以推动世界,另一方面,也可以摧毁世界。高科技的快速传导,把握不好,很可能让人们集体走向“合成谬误”。  不断吊高的社会胃口推进“快”  马斯洛理论表明,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求取而代之。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人们共同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了就是幸福,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变成无数个。特别是随着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物质上的反差导致心理上的落差,即使吃好、穿好了,只要不如他人,就不幸福。人们现在的兴奋点是要千方百计地赶超别人,不是求更好,而是求最好。动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再不济也要弄个区域第一,无节制地扩张欲望,超现实地盲目追求,导致发展越快、攀比越严重,对物质占有的欲望越强。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比别人好、比别人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幸福的平台上。你一年变富,我巴不得一夜暴富,你买耐用品,我就买奢侈品。所谓奢侈品,就是价值、价格、品质、品牌这四要素都达到顶级的商品。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奢侈品销售达到30亿美元,2009年猛增到94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总量占全球的27.5%以上。2009年春节期间,在迪拜七星级酒店入住的90%是中国人,每夜房费高达2万元。在迪拜名牌店,中国人购物排起长队,有的买名表就像在菜市场买白菜,是一打儿一打儿地买。早在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就分析过这种心态:“仅仅是占有财富没有意义,还需要确保财富能为你赢得尊重,因而你需要不断展示自身拥有财富的证据”。而奢侈品无疑是“展示证据”里最耀眼、最合适的。加上现代传媒媚富、媚俗、媚精英的强势偏好,社会胃口被不断吊高,各种需求、欲望与日俱增。  政绩工程刺激“快”  “出名要趁早,当官要趁小”,一些带着这种观念的人,为了赶上当官的“早集”,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无限的,为了把有限的任期变为无限向上的资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来。为适应这样的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突击队”,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档次,吸引领导眼球,来不及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整几个“地标建筑”忽悠一下。近年一些地方流行的“山寨建筑”,从天安门到中国馆,从水立方到鸟巢,从美国白宫到悉尼歌剧院,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地方甚至进行超大手笔的“造城运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只用五年时间,耗资50多亿元,打造了一座占地32平方公里的康巴什豪华新城。这座设计人口为100万的新城现在主要居民只有两万多公务员。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5日刊文称,康巴什设计初衷是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成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该城因无人居住被民间称为“鬼城”。更为可怕的是,在政绩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赶工期人、求速度,导致朱镕基所说的“王八蛋工程”屡见不鲜,不仅一般的道路、桥梁、楼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军事建筑、飞机场、火车站也一样弱不禁风。“楼脆脆”、“桥断断”、“堤塌塌”等时有发生。一项研究表明,历次政府换届都会推进GDP快速增高。改革开放30年来已出现五次经济过热,而政府换届的1987、1992、2002年都出现GDP达到波峰的现象,1997年未出现波峰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所致。换届后新一届班子上任,立即会出现投资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换届后的三个年份(1993、1998、2003年)均为“投资高峰年”。1989—1993年间,换届前四年投资平均增速为15.9%,换届后1993年猛增为61.8%;1999—2003年间,前四年平均投资增长11.3%,而2003年高达26.7%。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政绩工程的影子。“换届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工程,才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你要从长计议、为子孙谋,没谁看得见,或被视为无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日新月异”的价值标杆催生“快”  “日新月异”是汉语词汇中形容变化快最常用的修饰语。现在说哪个地方日新月异,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日新月异”已然成为人们价值标准、审美判断的一个标杆。一些地方对下面的要求是两个月组织一次检查,只看新项目、新成绩,旧的不看,逼得下面只好不顾一切造新的,变着花样出政绩。这个标杆有两个核心刻度,一是“新、异”,二是“日、月”,前者强调发展的状态,越新越异越好,后者强调变化的时间,越短越频越好。在这种度量标尺的丈量下,一个个标新立异的事物在短时间内应运而生,进而演化成集体时尚。比如,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想搞出一个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结果中国成了世界奇形怪状建筑物的试验场。中国城市不仅比赛长“胖”,竞相扩张地盘,还比赛长“高”,摩天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中国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达到一千多座,排在世界前十位的高楼,有六座在中国大陆。2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东京仅有100多座,上海有1万多座。就连华西村都斥资25亿元建造总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设计的楼房不是把人们的工作和居住作为第一要素,而是作为设计者虚荣的载体。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都成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今天中国那些古怪的所谓新创意建筑中能有几个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集体记忆?“日新月异”的价值预设还会直接导致一个后果:求统一而废个性,追逐新而忘记好。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追求奇异,而忽略了自己的特色,忽略了应该坚守的东西、应该传承的东西。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基因,但在当下“快文化”的冲洗下,已是凤毛麟角。城市一样化,集体无个性。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新月异”一旦成为工作标尺,人们就可以对制定的规划和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甚至否定历史、从头再来,导致“规划”成“鬼话”。在中国历史上,推倒重来的折腾差不多就是中国王朝兴替的规律,这是中华文明常常被中断的悲剧源头。为开发所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天津杨柳青年画三十六村2011年6月很快被夷为平地,有着悠久历史、享誉中外的杨柳青年画集群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动力机制失范盲目“快”  动力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失去了规则,“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不该快的快,该快的不快。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三个前沿科技方面,这三大技术我们与世界相差甚远,本应快马加鞭、急起直追、越快越好,但却没能快起来。相反,不该快的,快得惊人。近几年出现的疯狂“三圈”就是明显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亿亩土地被圈占。全国出让土地近几年收入每年都高达3万多亿元,而农民仅得到少得可怜的补偿。只要脚下的土地,不管地上的农民;二是“圈钱”,利用股票市场为企业圈钱,股民数万亿的资本不翼而飞。中国股市在大跃进式地扩容,2009年国庆以后,几乎以每周4只的速度在发行新股。截至2011年一季度,已发行2400只左右。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时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仅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金砖四国,印度、巴西十年来股票都涨了3倍多,俄罗斯涨了12倍,只有中国不升反降。有人戏称国有企业是“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美国50年来,股民平均每年获利都在10%左右。三是“圈人”,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业掠走,只要农民进城干活,不给农民市民权利。我们物美价廉的城市生活,是因为我们可以购买千千万万个农民工的生命成本,而且他们的生命成本是被迫打了N个折后卖给我们的,我们实际上在饱餐城乡二元制度的红利,饱餐不平等权利的红利。社会上都在指责富人有原罪,事实上我们每个城市市民都有原罪,这个原罪在城市具有全民性、普遍性、日常性,且又不为人们察觉,因而也是最难改变、最不敢、不愿面对的现实。每个城市人都应从自身做起,以赎罪的心态对待农民工。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项目。比如中国铁路原计划到2020年达12万公里,2030年达17万公里,而到2010年即达12万公里,到2020年之前即能超额完成2030年的目标,位居世界第一,总长度超过世界各国加起来的总和。根据中国民航局2009年3月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境内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许多中小机场利用率低,甚至出现“无机可飞”的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仍以大跃进的方式斥巨资改扩建和新建机场。在动力机制失范的情况下,许多狂想都会出现,许多狂“快”都会产生。当年四川的牟其中大胆设想要炸开喜马拉雅山,引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吹到新疆大沙漠上,湿润中国干燥的大西北。最近又有人在搞引渤海的水到内蒙古和新疆去灌溉。发展动力一失去规范,什么可怕、可笑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2010年,一项关于“全世界最着急的人”调查显示,中国人最没耐心。韩国《文化日报》题为“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的文章说:曾经,中国“慢文化”的代表故事“愚公移山”被写入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中,但现在与中国人接触后发现,他们变得非常急躁。  今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场域内,人人像一个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快文化”就像一支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经不止是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喊在嘴上的口号,而成为一种写在纸上的制度;“快”已经不止是一项被动的外在约束,而成为一种自觉的潜意识行为;“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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